引言

历史思考：双屿港衰落后的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盛极一时的双屿港在朱纨下令塞港南北之后归于沉寂。然而此时的海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东南沿海社会内部结构调整的内在需求，加之朱纨部分行动过于独断，导致在本次东南沿海整顿中各方利益受损。东南世家大族连同朝廷官员联合上奏。朱纨最终饮药自杀。

尽管双屿港的衰落对东亚海洋贸易带来了严重打击，但逐渐成熟的东亚海洋贸易系统内部已具备了自我调整的能力。随着东亚地区自身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外扩张需求的不断发展，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后又重获生机。

葡萄牙势力的东扩与西移

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及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面貌。欧洲人在商贸利润的刺激下不断东行，并凭借其卓越的航海技术将其宗教、商品、军火等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年，葡萄牙夺取印度果阿并建立了葡萄牙在东方的大本营。年，印度总督阿方索·德·欧布盖克率领舰队攻下马六甲。至此，葡萄牙打通了从南亚通往太平洋的路径，霸占了亚洲海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Alvares）到达了广东屯门岛，在此地的贸易使之确信“与中国贸易可行”。以林希元为代表的部分中国文人也对广东地区的中葡贸易有所记载：“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束、檀、乳诸香，与边民贸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之为市。”

然而葡萄牙意欲垄断前往中国进行贸易的航行，并在中国南方沿海建立商站和炮台。因此其在东亚地区的商贸活动常常伴随着一系列的抢劫和海盗行为。有时是因为其船员、货物遭到沿海水师逮捕、没收而劫狱，有时则纯粹是因为觊觎沿海村镇的人口、商品和粮食而进行抢夺。《月山丛谈》、《殊域周咨录》及部分葡语文献中甚至记有其“好食小儿”、“大掠童男童女”等类似字样。沿海民众对其态度可想而知。“

明正德年间，西起电白海面，东至上、下川岛这一区域已成为外国商船的重要贸易区。”由此可见，以葡船为首的外国商船往来广东海面进行贸易的数量和频率较高。明廷也意识到了由此带来的严峻的国防隐患，逐渐将贸易据点由广州城移至西部较远的上川、电白一带。

由于明廷对葡人的猜忌以及其在地方上的暴行导致了年屯门战役和年西草湾之战的爆发。这些战役使得广东对外通商政策迅速收紧，安南、满剌加也因此被明朝拒之门外。在此情况下，葡萄牙商人不得不在广东沿岸其他区域寻找新的贸易港口。由此，漳州的海仓、月港、浯屿等地逐渐崛起。

在广东沿海地区的受挫并未影响葡人继续向东开拓新的贸易地点。在部分东南亚商人和浙闽商人的引导下，葡商北上至浙闽地区探索新的贸易可能。“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萧然。”为弥补在广东沿海所损失的一部分利润，葡商继续向东拓展市场，“福人导之改泊海仓、月港，浙人又导之改泊双屿港。”

在浙商的引导下，葡商来到了宁波洋面双屿港进行贸易。年，朱纨发动双屿港之战，“贼巢自此荡平，余党遁往福建之浯屿”。双屿港被毁后，大批幸存的葡萄牙商人和闽浙海商又向西回到福建沿海浯屿和走马溪，然而遭到了朱纨军队的追杀，葡萄牙人不得已再次向西回到了广东沿岸。

由此可见，从葡商夺取果阿到在双屿港进行大型私人贸易，其在东亚的贸易始终以打开中国南方市场为最终意图。其在东亚的贸易据点从果阿到马六甲，再到广东沿海地区，随后又延伸至浙闽沿海。

在该过程中，明廷既对其贸易开过绿灯，也对其进行过多次军事打击，终于在嘉靖时期爆发了以双屿港之战为代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至此，葡商向东的贸易路线拓展活动遭到打击，将商贸据点重新向西移回了广东洋面。

东亚贸易圈

在屯门、双屿等地遭到明廷军事打击的葡萄牙人开始转变其在华态度，寻求不同以往的“合法方式”来继续其在东南亚以及太平洋的高额利润贸易。返回广东洋面后，葡萄牙人开始与沿海海盗群体划清界限，甚至帮助明廷剿灭东南沿海海盗以博取明廷好感。嘉靖三十六年（）凭借“靖海之功”在反复交涉后，葡萄牙正式入居澳门。在澳门开埠后，葡萄牙人仍积极参与广东海防平靖，剿灭三支海盗集团。

在天启至崇祯朝，还有葡萄牙士兵北上训练明兵，甚至直接参与抗金战斗。葡萄牙摇身一变，从“海盗”成为“洸洸忠魂”，以取得明朝对其在华贸易和天主教传播的支持。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书》中写道：且其初来时也，虑群盗剽掠累已，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强盗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吾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旦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与吾民也。

居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依靠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系统下已然成熟的贸易商品、通道、交易方式等开始了其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贸易活动。他们携带玻璃、水晶、毛织品等从里斯本出发，到东南亚再购入大量香料。携带着这些东、西方商品，葡萄牙商人来到澳门。

在澳门，葡商将这些物品换成丝绸然后带往日本，换成日本的手工艺品以及金银等贵金属。可知，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建立海上殖民帝国的重要地点。葡商通过在欧洲、东南亚、中国以及日本之间承担转运贸易，利用此中形成的顺逆差最后在日本将利润兑换成白银带回欧洲，如此往复。

由于“争贡之役”和“嘉靖倭乱”，中日间的官方贸易曾一度陷入停滞。此时，葡萄牙人乘虚而入，作为中日贸易的中间商赚取了高额的差价。在澳的葡萄牙商人通过运送中国的丝、砂糖和药材换取日本的金、银以及手工艺品。据蒙坦纳斯统计，在葡日贸易最为鼎盛时期（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初），葡萄牙每年可以从日本运走约到两金银。

中日贸易的高额利润使得位于马六甲－日本航线中间补给站的澳门港口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以澳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中，“究其价值而论，以白丝（生丝）为大宗。”以运往长崎的货品为例，从澳门出口的生丝价值要占到总价值的19%-68.4%。有近70%的货品，能为葡商带来%以上的利润，其中棉布利润要超过00%。

在以澳门和长崎为基点的葡日贸易中，葡萄牙商人不仅向长崎运送传统中日贸易货物，如上文所提到的丝棉、绸缎等，还有专门从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搜集的印度棉织品、各种香料以及一些欧洲的货物，例如毛织品、水晶、玻璃制品和葡萄酒等。除了实体货物，葡萄牙人还利用日本、广州、果阿之间不同的金银兑换比，通过运输贵金属获得暴利。

月港的发展

月港位于今福建省龙海县，九龙江下游两溪交汇之处，漳州平原东南部，因其形似新月故名月港。顾炎武曾称：“漳南负山枕海，介于闽粤间一都会也。”九龙溪直通城内，支流发达，月港周围还有仙霞岭、邵武山观以及汀州和瑞金之间的各大商道。这使得月港享受着极为便利的水陆交通，可以将整个福建作为其经济腹地。月港周围海岸线曲折而且遍布岛屿，就内外条件而言，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走私地点。

福建商人很早就开始冲破“海禁”前往海外进行贸易，“往往交通外番，走易货物。”“凡福之绸纱，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其航大海而去者，犹不可记。”在东南沿海最为活跃的浙闽商人，其中就以漳泉居多，而漳州势力更为强盛。“成弘之际（-），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号称‘小苏杭’。”

结语

总的来说，在葡萄牙商人到来之前，闽商凭借此地丰富的商品与东南亚国家、琉球以及日本进行贸易。闽商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运往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然后换回胡椒和苏木。在葡萄牙还没有到达满剌加之前，每年都有四艘从漳州而来的船只，用金银生丝换回印度的物产。这一情况直至葡萄牙人来到东南亚后也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