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纸张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用兽皮和石刻作为记载工具的方式，大大满足了人民日常生活和发展的需要。曾在新疆地区的东汉遗址发现过纸张。以此来看，可以说中国的纸早在汉代就已经传入了新疆，此后在经由新疆传入中亚，随后这一重要商品不断被转手贸易，为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强有力的载体。唐与粟特人的贸易，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大唐精致的瓷器、漆器、木制品、绘画、茶叶、珠宝等，都是粟特人往来贸易的对象。

通过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对粟特人的工业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的唐朝，以其开明博大的胸怀广为接纳世界各国文化，优中选优，促使大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高峰。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货币。大唐时期主要的货币为“通宝”。唐初，货币政治未清，百废俱兴，因此钱币无法得到统一。在唐高宗时期，为了打破钱币混乱的交易局面，废除了隋时期的钱币，铸造了“开元通宝”，随着商品贸易的日渐兴盛，贵金属金银和铜制钱币共同构成了唐朝的货币体系。

在唐朝与粟特进行商贸文化往来其间，唐朝的钱币文化也对粟特的钱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７世纪开始，粟特的钱币逐渐向大唐的货币靠拢，出现了圆形方孔钱，这是粟特文化被唐文化同化的典型特征。目前中国出土可考证的粟特钱币有两种，一种是在钱币上铸有“开元通宝”，另一面是粟特文的钱币；另外一种是正反两面都是粟特文，但是在钱币下面有一个汉字“元”的标识。在年前后，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曾经在唐代的碎叶城遗址发现了一些特殊的钱币，当中有被称为“突骑施”钱币，一共有57枚，上面铸有粟特文铭文。在其中的８枚钱币上，有粟特文徽记及“吐胡姆王”字样，这是突骑施所管辖下的一粟特人聚落的城主之名，自然此钱为此人所铸。

这些突骑施钱都是方孔圆廓，显然是受到了唐代钱币文化的影响。尽管唐朝开明的国风致使粟特在与唐的贸易中处处受到唐大国文化的影响，甚至对粟特的货币文化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在这一时期，粟特与唐的贸易交流更多的是采用贵金属和珠宝进行贸易往来，另外，唐朝絹帛也曾作为类似货币的商品具有流通功能，但具体有无参与到唐与粟特人的贸易过程中、并成为贸易中的“货币”，其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入唐粟特人的生活状况有什么改变？唐朝以前的来华粟特人。古代的粟特人与当今的犹太人一样，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根据中国在敦煌西北地区考古发掘的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年左右，不安于现状的粟特商人就已经开始了对前往中国路线的探索。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文书，几经周折后得到破译，是粟特人从中国发往撒马尔干的信件，而撒马尔干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带，是被耶律楚材解释为“寻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饶故名之。”尽管对于这封书信的内容在学术界有诸多质疑，但这信函的本身就是粟特人在唐以前就前往中国经商的证明。在唐以前，由于贸易旅途时间过长和其间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粟特商人通常以经营贵重物品为主，多为体积小、价值高、便于携带且不易损坏的商品，包含金银制品、丝绸制品、香料、药材、石蜜等等，都不是日常生活用品类。

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动乱，朝代更迭频繁，人们对西方人统一称为胡人，商人称为胡商，粟特入也包含在内。在公元年左右，粟特人己经是最重要的胡商组成部分。在中国出土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账》上，可统计的商人有47名，其中有39人为“昭武九姓”，这九姓之人，在后世通常被认为是粟特人入唐后的姓氏；文书可考的交易有35次，其中32次都有明显的粟特人参与的痕迹，可见当时粟特商人在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唐以前粟特人在商业贸易中所行走的路线，就是汉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从粟特出发，分为三条主要线路。一条是经由疏勒、龟兹等小国到达高昌；一条是从北方进入中国伊掣地区，经过突厥、铁勒、蒲类海，最后到达伊吾，最后一条是从南方经由吐火罗，喝盘陀等地，到达敦煌地区，最后在通过河西走廊到达洛阳地区。后期由于北魏控制了河西走廊，粟特这一时期的商贸更多额依赖于借道吐谷浑，在进入中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