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光的裂隙中醒来，蓦然回首，新中国70年了。

广场上的钢铁洪流，刺破苍穹的机群，在兴奋欣喜的人群瞩目下，祖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天。

伴随着王菲温婉俏皮的声线，《我和我的祖国》吊打好莱坞爆米花电影，票房冲到了20亿+，由人民创造的中式主旋律电影，又在人民冲天的国家认同中找回了文化自信。

大江大河，大国大城，习惯于恢弘叙事的中国人，骨子里写满了中央帝国的骄傲，他们容易被壮观的仪式所打动，也因此凝聚到一起。

因为他们深知：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这个国家休戚与共，紧密相连。

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背后，是发展，是增长，是经济基础。

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每位投资人无法忽视的大话题。

正如我们在前期推送的文章中一再阐述的中心思想——中国走到了增长路径发生显著变化的节骨眼上。

君临试着触摸这些变化。

要知道，其中蕴藏的机遇，足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1

年，中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上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纷纷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

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不惜向老大哥一边倒，加入冷战东方阵营，他们急迫的想让这个一直由小农经济占主导，饱受欺凌的古老国家，能够快速的实现工业化，跨入现代化强国行列。

然而，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推进，项目纷纷上马，一方面城镇人口急剧增长，而让决策者们没预计到的是，农民消费粮食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由人口过多和土地过少的矛盾所塑造。

为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量，不仅是中国，大部分人口稠密的东亚国家，都采用了精耕细作的方式提高亩产量。

要精耕细作，必然会投入更多的劳动量。

同一时期，中国农民通过精耕细作使亩产量达到英国的2倍多，可投入的劳动量是后者的7-8倍。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社会就这样被“无效增长”所套牢，所以历史上每撞上粮食生产上限的人口天花板，社会总会一次次在战乱中不断崩溃重启。

所谓东亚“内卷化”，也大抵如此。

建国后，国家力量一竿子插到乡村一级，其深度广度，是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达到的。

经过了土改的狂风暴雨，中国农村的土地被全体农村人口平分，过去由地主阶层占有的地租，也相应的被全体农民占有，更多的农产品都留在农民自己手中。

成为他们私人的消费和投资，也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生孩子——精耕细作。

建国初期全国人口主要数据表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年开始，农民惜售粮食和农产品，导致国家收购农产品困难，也就难以换取工业化急需的技术、设备、材料。

本质上，这是一个小农经济与雄心勃勃的国家工业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

无奈下，由中央财经部门领导人的设计，“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统购统销）获得通过。

这一政策，可以说是后来农村推行集体化的先导，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此后三十多年每一位中国人的命运，也主导了那些年中国的增长。

对此，政策的主导人曾有过论述：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投资，必须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不从农业上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

通常来说，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源于本国的农业剩余。

但那个时候，世界还处在实物货币时代，美元还在用35：1比例挂钩黄金，正如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所言：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市场主体筹措资本的一种非常方式，但残酷的是，它违背了一个时代的公平和正义，但却是长远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然，这种传统的增长方式既痛苦、低效，也十分漫长。

所幸的是，世界很快就进入现代增长时代。

2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世界迎来了历史的转轨。

三叉戟飞机折戟在蒙古，苏联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对东欧卫星国的钳制进一步勒紧，印共从城市退守农村，国际共运走向衰落，反倒是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了主动调整。

审时度势的领袖，开启了中美建交的历史大门。

政治上，美国通过《权利法案》和《选举权利法》，主动缓和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调整，发生在经济层面。

年，世界迎来了“尼克松冲击”。

这位出身贫寒，性格倔强的总统，宣布了美元与黄金脱钩，也宣告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然而，美国人民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冲击，战争、投机、超高的赤字才是他们的担忧之所在。

他们不知道，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民也更不可能意识到，世界货币体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切换。

实物货币时代结束了，全新的信用货币时代到来了。

过去，我们将信用寄托在稀缺、可触摸的贵金属之上，想要获得增长，只能通过脸朝地，背对天，一颗汗水摔八瓣去拼命干。

由于黄金增长有限，而人类创造能力无限，会与黄金主导财富分配机制产生天然的矛盾。

无形中形成一种负激励——国家间倾向于零和竞争，国际关系仍然是你争我夺，抢占资源，通过非人道的资本原始积累来获取增长。

从美洲到非洲再到亚洲，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掠夺后发国家财富的黑历史可谓罄竹难书。

利奥波德殖民下的刚果，奴工拿着因怠工被砍下的手

来源：网络

而如今，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抽象的信用。

这正是传统增长与现代增长的最大分野，即如何获得第一桶金（资本原始资本）的方式。

所谓现代增长，较为学术的描述，是指通过未来的收益贴现获得原始资本。

包含但不仅限于借钱。

比如王健林修了个万达广场，只要让银行相信万达广场能够赚钱还本付息，他就可以去银行“贴现”，就可以不依赖过去剩余积累，获得开发下一个万达广场的资本。

虽然看起来非常简单，但产生信用这套机制，却无法从天而降。

需要良好的现代银行制度设计，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呈现出来。

当然，年的中国，还处在统购统销的支配下，真正体会并运用现代增长的巨大魔力，还有赖于改革开放后十几年，逐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而新时代的中国增长故事，不仅需要一个市场化的银行体系，还需要一套打通未来的收益贴现的模式。

3

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墨迹未干。

《预算法》、《担保法》、《人民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相继通过实施，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历程。

四大行也开始逐步全面商业化，独自衡量风险开展业务。

那一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危机倒逼改革，时任国务院领导带领的金融团队采取国际先进经验，通过剥离坏账、资产重组的方式，彻底调整了四大行的资产负债表，从新定位了商业银行。

同时，四大行引入了海外战略投资者，并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

决策者很清楚，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就要遵守海外法律，以及成熟市场经济体会计准则和财务要求，这一切，将明显的对国有银行的管理和业绩起到积极作用。

后来，这场改革被称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巅峰之作”。

从此以后，银行不再是行政机构，领导人也不能一声令下，大量注定无法收回的信贷如潮水般汹涌而出。

良好的信用创造体系逐渐成型，中国的国有银行也走上了成为世界银行巨头的道路。

国开行也迎来了历史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位行领导。

作为“统购统销”政策主导者的长子，新行长拥有一般人所不及的雄厚背景和深厚人脉，也继承了其父“交换、比较、反复”的家学，赋予了他卓越的见识和眼界。

年，房地产行业市场化改革，与之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箭在弦上。

谁都知道，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城市化意味着万亿级别的业务，但又像是隔着一堵看得到、摸不到的玻璃墙。

时代呼唤新的方法论和业务模式。

当时的地方政府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而地方财政收入仅够“吃饭”，不像美国各州有房产税，不能直接发债或赤字经营。

但在这幕呼之欲出的史诗级城市化大戏中，地方政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法定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在安徽芜湖，国开行围绕这一特殊资源，为地方政府打造了一揽子将“卖地收入”做成抵押品的未来的收益贴现模式，即先放贷，政府搞基建，然后卖地来还钱。

当然，承接贷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政府控制，专司“建设”的城投公司。

这便是芜湖首创，日后鼎鼎有名的“地方融资平台”。

在这套模式下，国开行帮助芜湖城投公司成长为一家大型企业，总资产从9位数增长到11位数，拥有包括奇瑞在内的几十家当地企业股权。

芜湖的成功，让国开行的干部们成了热衷于GDP和经济指标排名的各地大员座上宾。

北至漠河，西至拉萨，以芜湖模式为样板的城投模式遍地开花。

年金融危机后，为拯救经济，中央政府不仅拿出了4万亿，也松绑了地方融资平台。

早就在一旁摩拳擦掌的各大商业银行纷纷挽起袖子下海干活。

要知道，土地的融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融资模式。

人类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轮城市建设高潮到来了。

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无数人也因此被改变命运，发家致富。

但要记住，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创造的弹药，何来基建狂魔的美誉？

随便拉上一位银行信贷经理，都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土地是世界上最好的抵押品。

无论是作为“国家棋子”的国开行，还是“商业利益”为重的商业银行，谁也不傻。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道路等公共事业将推动住房价格上涨，而这反过来又会推高地价。

几千年来，中国都没解决资本来源问题，只能采用传统模式实施城市化，即通过过去现金流收入的积累来覆盖资本性支出。

利用土地创造的信用循环，激活了中国经济，也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跨越了资本积累的极限。

所谓的“土地财政”，不如叫“土地金融”更为准确。

独一无二的制度和组织禀赋带来的土地金融组合，才是中国奇迹的根本所在。

本质上，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很大程度也就是从传统增长转变成现代增长的过程。

4

8月底，新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取消了政府法定的土地一级市场运动员资格。

这次根本性、历史性的修法，意味着过去的土地金融模式走到了尽头。

更意味着过去由政府占有并创造的土地金融信用循环，会释放到民间，这或许是史上最大的送钱下乡活动。

说起来，过去十多年的增长，是一种资产负债表式的增长。

中国人常说：“要致富，先修路”，政府作为市场的一部分，可以说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资源，高效的完成了城市化的本质——公共服务的塑造。

一种追求量的粗暴增长。

现在你能明白十九大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判断背后的逻辑了吧。

从GDP增速连下台阶，到主动结构性去杠杆，从P2P暴雷，到各种刚兑打破，从个人破产试点到即将到来的地方政府破产，我国的资本结构已经明显进入转型期。

潮水褪去，还在假装游泳，是不明智的。

当这种增长发生切换的时候，资本性支出急剧下降，也就是变局来临之时。

展望未来，君临认为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

1、间接融资会大幅下降，直接融资将扛起新的信用循环

前任村长违反党纪政纪，甚是扎眼的是关于“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定性。

注册制写进党的决定整整五年，几无进展，而注册制的背后，明显是直接融资需要大发展的重大决策。

新村长履新不足半年，注册制科创板正式开板，敬畏市场，也成了他的口头禅。

要知道，目前党和政府给予资本市场的定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当年上交所成立的时候，还只是上海政府的小打小闹。

资本市场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8月25日，证监会研讨细化资本市场改革总体方案。

资本市场历史上也曾经历多次改革，但是还没有哪次改革将市场化放在如此优先位置。

可以说，坚定的市场化导向是此次改革区别于过往历次改革的鲜明特征，也是此次改革最令各方期待的政策基调。

虽然自作多情的股民们老是一厢情愿的将“国家战略”和“牛市发财”嫁接在一起，但他们就没仔细思考过，这两码事虽然看起来有承前启后的逻辑，但并没有让每个人发财的义务。

未来，资本市场最大的关键词，是扩容。

随着金融行业的全面开放，不仅要支持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更多的金融产品也会加速推出，投资门槛也将大幅降低，更多的金融组合将创造出来，为土地、厂房、矿藏乃至头脑中的创意，一切看起来像是有未来预期收益的地方，金融都会去服务一把。

更宽泛、更深度的“市场决定”资产证券化，是连通各种财富池子的管道，将带来更多交易，释放出更多机会，也会进一步放大社会总财富。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是土地金融带来的间接融资大跃进，带来的银行大跃进。

那么未来，必然是直接融资的大跃进。

在历史的转折处，券商的投资逻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市值破万亿的券商，也许离我们不会太遥远。

2、从资产负债表式增长到现金流量表式的增长，效率将是增长的导向

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成果的清算，是经济内部的调整、巩固、提高，关键词是出清和转型。

出清，是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淘汰经济体中的低效成分，释放其占用的资源；

转型，是改变过去的增长路径依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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